2019 年，黃東赫（Hwang Dong-hyuk）向 Netflix 推薦了一齣講述社會邊緣人在兒童遊戲中爭奪獎金的反烏托邦的故事，其成了該平台最多人觀看的影劇之一，然而回到十年前，這故事卻因太古怪而受到該國的發行商冷落，可 Netflix 抓住了這個機會。

對於像 Netflix 這樣世界級規模的平台來說，《魷魚遊戲》是非常「划算」的交易，其每一集的製作成本約為 240 萬美元，是當家花旦《怪奇物語》約四分之一成本，後續除了拿下六項艾美獎，還創下了 Netflix 首映一個月內觀看時數破 1.65 億小時的紀錄，根據 Netflix 內部文件指出，《魷魚遊戲》的熱潮讓 Netflix 增加了 9 億美元的市值，雖說如此，但主創黃東赫並沒有因此而致富。

 

是的，他為 Netflix 賺了九億，但什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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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洛杉磯時報》的報導，在黃東赫導演在合約中放棄了所有智慧財產權，未來也不會收到任何後續重播的版權費，對此，他曾在受訪時表示，《魷魚遊戲》讓他賺到了「足夠溫飽的錢」，當然，這一點在第二季有了新的「配套措施」。

而《魷魚遊戲》的成功代表了什麼？就《洛杉磯時報》分析，其成了高 CP 值的代名詞，製作費相對較低的《屍戰朝鮮》和《地獄公使》也是在平台上榜上有名，這解釋了為何 Netflix 願意斥資 25 億美元投資在韓劇上，加上好萊塢編劇的罷工潮，Netflix 則走向他國來生產內容。

當然，Netflix 願意承擔風險以及給予創作者一定程度的自由，讓該平台成了合作首選，畢竟韓國當地不一定會支持太過天馬行空的劇本，而黃東赫本人也坦承，若沒有 Netflix，也不會有《魷魚遊戲》出現。

可如今，韓國娛樂產業卻在質疑 Netflix 的商業模式，擔心韓國的娛樂產業會變成廉價的影視資源。

 

何謂廉價的影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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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影視圈存在著嚴重的過勞問題，2016 年，一位助理導演的遺書道出了勞工剝削的議題。Netflix 的到來，原以為能為惡名昭彰的工作環境帶來改變的曙光，可惜的是，影視勞工公會的主席 Kim Ki-young 認為，「Netflix 原創作品的工作環境和韓國其他家製作公司一樣，到頭來，製作這些影劇仍是同樣的韓國製作公司。」他在接受《洛杉磯時報》訪問時表示，上述的一切和勞動成本有和大的關係，因為在韓國，有太多影視工作者的工作時間都是沒支薪的。

一名匿名的接案製作人表示，即便是休假日也會被片商叫來「準備」，這些時間巧妙地被排除在工作時數外，許多片商會制定自己的工作規則來規避法律，很常見的做法是你的工時是從「開機後」才開始算，而你的一天，是工作「結束後」才算數。

基於大多數的人都是接案/約聘性質，導致他們的合約並沒有正常僱傭關係所擁有的保障，即便是想在合約中加入有關加班費或具體工作時間的條款，此舉也會被片商拒絕。《洛杉磯時報》指出，當工作人員想提出相關要求時，片商甚至可以輕易地解除合作關係。

對此，Netflix 的回覆是，他們支付著公平且更優的薪水，且所有在韓國的合作夥伴都有著明確且符合該國（甚至優於）的保障合約。

 

所以當寫出了一部爆紅的影集，能獲得什麼？
答案還是一樣，什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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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 Netflix 的編劇匿名表示，「起初會覺得全世界都能看到我的作品蠻開心的，但現在想，那又怎樣，我什麼都沒拿到。」

如何給出串流媒體上的版權費是美國編劇罷工的一個核心問題，但在韓國，答案是什麼都沒有。

若是在過去，有線電視會依南韓版權組織協會所設定的費率分撥一定比例的版權費用給編劇，但 Netflix 並沒有與該協會合作，也就是說，對於還尚未成名的編劇來說，頂多就是製作期間的的編劇費，還要面對無極限的編改，在串流平台日益強勢的情況下，未來沒有獲得版權費用的情形只會越來越嚴重。

此外，工作室也面臨人手不足的問題，該匿名編劇透露，大多數韓劇都是由一兩名主創和一兩名助理編劇完成，「然而，這行業已習慣用很少的資源在做事，大多數的人都只靠熱情在支撐。」而薪水低於最低薪資的助理編劇則是製作預算能壓低的另個原因，他們的工作除了協助編劇之外，還包括了「助理」的打雜工作，且螢幕上顯少有他們的名字出現。

 

這會造成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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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現在有多少內容在串流平台上播送，除非像助理編劇這樣的勞動不平等被解決，不然最後都會面臨崩潰的問題。」當前正在製作 Netflix 韓國迷你劇集的編劇表示，「可業內很多人對這樣不平等卻擁有莫名的自豪感，因為他們覺得當前韓流的成功證明了壓榨是對的行為。」

《洛杉磯時報》分析，《魷魚遊戲》的「划算」改變了一切，Netflix 相當明白在韓國能以低廉的預算打造出全球性的熱門節目，對此，Netflix 的回覆是，他們對韓國影視產業的影響是正面的，除了創造了數千的就業機會，也有助於培育下一代人才。

“Squid Game” increased the value of Netflix by an estimated $900 million.

It also made South Korean writer and director Hwang Dong-hyuk famous — but not rich.

In his contract, he had forfeited al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received no residuals. https://t.co/47bnjdmks7

— Los Angeles Times (@latimes) June 28, 2023

可影視工會也沒坐以待斃，基於 Netflix 需要韓國的「內容」，公會也準備與 Netflix 進行「版權費的談判」（就像現在好萊塢編劇罷工的訴求），他們除了呼籲國會立法將 Netflix 等外包公司視作直接雇主外，也呼籲韓國修改版權法 —— 無論合約如何規定，平台都該依法支付版權費。

Netflix 共同執行長 Ted Sarandos 在日前造訪南韓時也對此議題做出了回應，他說，「若節目取得成功，會確保創作者們在下季獲得補償。」黃東赫便是例子之一，他去年表示，Netflix 提供了「很好的交易」，並在版權支付上尋找「替代方案」，儘管如此，他仍在今年二月支持南韓國會修正版權法，他在影片中表示，「請各位委員不要只看眼前的近利，而是將其視為培養整個影視產業的下一步…。」

「為了能讓下一個《魷魚遊戲》或《寄生上流》出現，幕後創作者的生計必須獲得保障。」— 黃東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