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穿著Prada的惡魔》電影 10 大迷思：Anna Wintour 前助理親揭現實 Vogue 薪資和工作日常
歷經二十年，《穿著Prada的惡魔 2》將於 4/29 回歸大螢幕，而在近日美版《VOGUE》官方 Podcast 節目中，編輯總監 Chloe Malle 特邀請到過去曾擔任 Anna Wintour 的助理們（她稱為「Anna 的霹靂嬌娃們」），首次用極為具體的工作細節，對照電影中的經典場景，拆解這份「百萬個女孩夢寐以求的工作」，究竟哪些是真的、哪些只是被戲劇化的情節。
但避免大家混淆，我們先把基本資料列出來：
Sasha Taylor —— 曾任助理四年（2019 開始）
現為特別活動總監（Director of Special Events）
Sammi Tapper —— 曾任助理兩年（2023 年 8 月開始）
現為營運與內容策略總監（Director of Operations and Content Strategy）
Marley Marius —— 曾任助理約一年（2017 年 5 月開始）
現為資深編輯（Senior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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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萬個女孩夢寐以求的工作，怎麼應徵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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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第一集《穿著Prada的惡魔》，Andy Sachs 的面試像是「走錯棚」，她對 Miranda Priestley 一無所知，卻被直接拉進這個世界。
就三位助理的描述顯示，現實的面試過程更像是一個節奏極快、層層推進的流程。
A. 最典型被招聘的例子：
Sammi Tapper 回憶：自己某天晚上吃晚餐時，突然收到一個 LinkedIn 私訊，是 Condé Nast 的招募人員傳來詢問要不要去面試「助理」，「他們沒有用她的名字，而是用她那個很長很長的職稱（Vogue 全球編輯總監、Condé Nast 首席內容長）。基於我根本不在 Vogue 或 Condé Nast 的圈子裡，也不知道那是她的頭銜…。」Sammi Tapper 表示，「我隔天就去面試了，接著五輪非常快的面試，最後一輪是跟 Anna本人，一個星期內我就拿到這份工作。我一拿到 offer 就立刻提離職，然後兩週後就上班了。」
先前 LinkedIn 上曾釋出徵才公告，該職位年薪落在 6 萬到 8 萬美元
B. 主動聯繫：
相較之下，資深編輯 Marley Marius 的路徑完全不同，她是很早就主動靠近這個體系的人。她回憶道，Anna 是她高中畢業典禮的演講人，典禮結束後，她寫了一封感謝信，並透過 Anna 辦公室的回信建立聯繫：「然後我這幾年就一直跟他們保持聯絡。之後 Anna 把我的 e-mail 轉給當時的人資，然後說：『看看 Marley 要不要來面試我辦公室。』」
C. 當然也有突然被告知：「你要去跟 Anna 面試了。」
Sasha Taylor 則回憶，她原本以為只是例行面試：「我原本以為我只是要見其他主管…，後來突然有人說：『喔，你要去見 Anna了。』」
在真正見到她之前，Sasha Taylor 已在辦公室等候一段時間，她甚至清楚記得自己當天的穿著 —— 深藍色高領毛衣、黑色長褲，鞋子可能是高跟鞋。她也提到，自己第一天穿的是洋裝，但第二天沒有，因為她完全沒有預期事情會發展到那一步。但即使如此，她心裡還是有一個原則：「我知道自己需要看起來整齊，但同時，我也覺得自己必須表達我是誰，這點我覺得很重要。」
但無論進入方式如何，一旦真正進入面試現場後，所有人共同的感受都是一樣的：你永遠不知道下一秒會有什麼事發生。
2. 所以 Anna Wintour 想要什麼樣的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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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影中強調能力與競爭不同，Anna 不問時尚知識或是相關專業能力，而是關心「你是什麼樣的人」，這點，三位前助理一致認同。
Marley Marius：「她只問生活相關的問題，像是你空閒時間在做什麼、你看什麼書、你怎麼安排自己的時間。」
「她不想要一個機器人，她想要的是有個性、有興趣的人。」
Sammi Tapper 甚至在面試前一天看了 Anna 的 MasterClass（大師課程），而其中一段內容幾乎直接說明了這份工作的核心條件：「她真的很希望來她辦公室的人，是做自己。」
這樣方向也影響她個人在面試時的策略，沒有刻意去強調時尚，而是從自己過去工作背景出發，聊舞台劇作品、相關演員與製作人，這種「把自己的世界帶進來」的方式，反而成為 Sammi Tapper 進入這個職位的關鍵。
另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細節，是面試氛圍本身，Sammi Tapper 原本以為會是一場比較輕鬆的對話，但實際情況完全不同：「我沒有預期她會戴著墨鏡，我以為她會把墨鏡拿下來，我們就聊聊天。但她也讓我非常清楚知道，這是一份高強度的工作。」
3. 請不要慢吞吞的，在辦公室東奔西跑是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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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回答為什麼，因為助理們其中一個任務是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所有相關人員帶到現場。有時 Anna 會改變行程，突然，某個會議突然「現在就要開始」。
Sammi Tapper 說：「因為只要她要找某個人，她就會希望那個人立刻出現。」
在辦公室還在使用辦公電話的年代，Marley Marius 回憶，整個辦公室會在同一時間被動員：「我很清楚記得我 2011 年剛進來工作的時候，整間辦公室會出現一陣瘋狂撥電話的畫面，大家都在用桌機打給每個人的分機。」
就像書裡和電影裡那樣，原本以為是一小時後的事情，結果突然就提前了。「電話一響，你甚至不用聽完內容，只會聽到一句：『現在就 pre-release』，然後就掛掉。」一收到消息，下一步就是行動。「接著你就得立刻衝出去。」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同樣快速移動，助理必須親自去「把相關人士帶來」，她們形容自己像是「牧羊人」。
而在現在沒有桌機的情況下，工具雖然改變了，但本質沒有變。Sammi Tapper 補充：「所以會改成用手機打電話，也會發 email 通知，但大多數時候，還是得靠人跑來跑去。」
有趣的是，助理們對這件事的感受，並不完全是負面的。Sasha Taylor 甚至把它當成一種另類的運動：「我很喜歡那種跑來跑去的狀態，因為你會一直很忙，根本不需要另外運動。」
4. The Book 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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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穿著Prada的惡魔》中，「The Book」幾乎是整部電影最具象徵性的任務——Andy 必須在半夜把還沒出版的樣刊送到 Miranda 家中。
在Podcast中，三位助理一開始就直接指出，「The Book」其實只是整個工作流程中的一部分。Sammi Tapper 說：「整個辦公室其實都是圍繞著一個叫做『take-home bag』的東西在運作。」
這個「take-home bag」，是一個超大尺寸的 L.L.Bean 托特包，也是 Anna 每天帶回家的工作核心。
Marley Marius 補充，它幾乎像是一個移動式的工作站：「那是一個超大、超超大的開口托特包，基本上就是 Anna 的『書包』。」為什麼有這個袋子呢？因為「Anna 不想讓任何人等她的回覆。」
Sasha Taylor 解釋：「助理一整天都要一直想，她今天晚上需要看哪些東西，這樣她才能跟上所有進度。」於是，各種文件會在一天之內不斷被印出來、累積進這個袋子裡 —— 從演講稿、活動賓客名單，到最重要的雜誌內容本身。
Sammi Tapper 強調：「Anna真的會看每一篇要進雜誌的內容。就算某天晚上同時有三篇、四篇各四千字的稿件送進來，她隔天早上也會把每一篇都看完，還給出非常詳細的修改意見。」
在這個系統之下，「The Book」才出現 —— 提前數個月製作的雜誌樣刊，「把雜誌每一頁都印成 8.5×11 的紙，裝進一個三孔活頁夾裡。」Marley Marius 解釋，接著，Anna 會用最直接的方式處理它 —— 翻頁、標記、留下意見，「她會一頁一頁翻，然後在上面貼滿便利貼。」
這些便利貼與手寫批註，會在隔天回到辦公室，成為下一輪修改的依據。而助理的工作，就是確保這整個循環能夠每天準時發生。
5. The Closet 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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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穿著Prada的惡魔》中，最讓人嚮往、也最具幻想的情節之一，就是女主走進樣品室（closet）的大改造，甚至能隨意借用名牌服裝。這樣的畫面，幾乎成為大眾對時尚產業的既定印象，但三位助理表示，這完全是很大的誤會。
「根本沒有什麼『從 closet 借衣服來穿』這件事。」
事實上，《Vogue》的「衣櫃」衣服都來自品牌公關（PR），是為了雜誌拍攝而短期調用的資源，因此並不存在「隨便拿來穿」的可能性。Marley Marius 補充：「可能會常備一些內搭、絲襪、帽子，這種拍攝時需要用來搭配的小東西，但真正的服裝本身，其實很少是那樣運作的。」
換句話說，closet 的本質是「拍攝造型工具庫」，而不是員工福利。
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例外。在極少數情況下，助理確實可能接觸到服裝資源。Sasha Taylor 與 Sammi Tapper 都承認：「像 Met 那種場合，的確是有可能借到東西。如果是非常特殊的情況，而且你真的快來不及了，應該還是有可能借到某些東西。」
但即使如此，也不是直接取用，而是透過品牌關係進行借調：「有些人確實能借到衣服，但那通常是品牌公關看在 Vogue 的面子上幫忙借出來，這種資源必須很小心使用。」這也意味著，電影中那種「衣服被丟到你身上讓你去穿」的場景，在現實中幾乎不存在。「絕對不是那種你要去參加活動，就有人直接把衣服丟給你穿。」
6. 所謂的「穿搭大改造」和助理上班怎麼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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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裡 Andy 經歷了一場從素人到時尚助理的華麗轉變，但現實中根本不存在。多數助理會發展出一套固定、實用的「工作制服」。Marley Marius 回憶：「我那時候幾乎每天都穿白色亞麻襯衫配黑色長褲，再加 smoking slippers，因為你每天都那麼早起，真的不想一醒來還要花時間想今天穿什麼。」
Sammi Tapper 則說：「我一開始上班前兩週是真的穿高跟鞋，結果腳磨到起水泡，真的痛到不行。所以兩週之後就放棄了。」最後找到一套更符合工作需求的穿法：「現在我通常會穿短靴，搭黑色長褲，再加一件西裝外套。」
他們分享，多數人選擇把穿搭「制服化」，除了為了節省時間，也是為了應對工作的突如其來，「你永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可能突然就有重要的人要來開會，Anna 也可能直接把你拉進去會議室。」
最後，他們也提到一個沒有明文規定、卻幾乎人人遵守的潛規則：「Anna 辦公室裡有一條沒有明講的規則，就是不能穿牛仔褲，也不能穿球鞋。」
「絕對不能穿牛仔褲。」
7. 助理之間的「競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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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中，助理之間的關係被描寫成一種帶有高度競爭的階級制度 —— Emily 對 Andy 充滿敵意，甚至明顯排擠她。但在 Podcast 中，三位前助理的經驗幾乎一致。
Marley Marius 直白地說：「我那時候的關係比較像是 mentor-mentee（師徒制），不像 Emily跟 Andy 那樣。」
因為助理制度本身就帶有明確分工與傳承結構，通常會有第一助理與第二助理，前者負責更高層的決策與溝通，後者則在執行中學習與支援（他們有流傳一本 21 頁的「如何當助理」的筆記本）。Sammi Tapper 解釋：「大多數情況下，Anna會透過第一助理來傳達她的所有指示，辦公室其他人也是這樣。然後第一助理會決定哪些事情要交給第二助理處理。」
也因此，第二助理不只是執行者，而是在實際工作中逐步接手責任、準備晉升的位置。Sasha Taylor回憶自己的經驗時，也提到這種「被帶著做」的過程：
「當你要進入比較偏領導的角色時，有一個人可以讓你把經驗傳承給她，其實是一件很好的事。」
8. 工作後就沒有個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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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 Andy 的生活逐漸失控、與朋友疏離，甚至無法處理基本的私人事務。現實中，助理們並沒有否認這種高強度工作的影響，只是她們的解讀下，這更接近一種「個人選擇」。
Sasha Taylor 說：「你真的要先跟你身邊的人談好，如果你接下這份工作，它意味什麼。」這種影響會直接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朋友見面的頻率下降，生活節奏被工作全面占據，「你的朋友可能沒有辦法常常見到你，但他們會來你家，週末坐在你旁邊，而你還是在電腦前工作。」她用一句話總結這種狀態：「你就是要想辦法讓工作正常運作。」
Marley Marius 則提供了另一個更長期的觀察。她從 22 歲進入《Vogue》，一路工作到 30 多歲，逐漸意識到一件事：
「在媒體工作，尤其是這種需要不斷回應世界正在發生什麼的工作，很容易讓工作變成你生活的全部。」
但她並不認為這是負面的：「對我來說，Vogue 的同事就是我的社群，我生活中的人。工作跟生活就是交織在一起的，這就是它本來的樣子。」
ps. 另一個現實層面的差異，是周遭人的反應。電影中這份工作被視為「夢寐以求」，但在現實中，這種光環其實具有明顯的圈內差異。Sammi Tapper 表示，老家的朋友其實不太在意，因為他們不在這個圈子裡。但在時尚或媒體圈反應完全不同，時尚學校的朋友就非常興奮。
9. 那麼…Anna 真的是慣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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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著Prada的惡魔》之所以經典，很大一部分來自於 Miranda Priestly 的形象——冷酷、難以取悅、對助理極度嚴苛，甚至可以說是「慣老闆」的代表人物。
在 Podcast中，三位助理確實都形容 Anna 確實是一個要求極高、節奏極快的上司，作為助理，她們必須長時間待命、快速反應，甚至要在資訊不完整的情況下做出判斷，她們都很清楚這是一段需要極高投入的時間，「你就是要投入 120%。」
然而，這段工作經歷，如同電影所示，也確實推動了她們的職涯發展，尤其是透過 Anna 本人：
Marley Marius 直接指出：「當她覺得你做得很好，或者覺得你在這個位置待夠久了，她其實會非常支持你往下一步走。」
「2020 年她透過了一場 Zoom 會議通知我：『你的助理生涯結束了，現在你要去採訪組。』」
「我在《Vogue》裡大多數的職務轉換，其實 Anna 都直接參與其中。」甚至連重要的工作機會，也是由她主動提出：「那 2024 年篇 Zendaya 封面故事，好像也是她建議我去寫的。」在這個脈絡下，「助理」像是高強度的職業培訓，而不是長期輔助被消耗的職位。
Sasha Taylor 的經歷也被拿來作為例子 —— 從最初在機場接送重要人物的助理，到現在成為特別活動總監，負責規劃 Met Gala 這類的大型活動：「那種升級感覺就像昨天才發生一樣。」
電影中有一個經典橋段，是 Andy 必須在活動現場站在 Miranda 身邊，隨時在耳邊提醒她「這個人是誰」，這種幾乎像「人形資料庫」的角色，也是 Sasha 現在的工作之一，她自嘲的說：「我很不幸地認得所有人，但他們都不認得我。」
10. 電影沒有提到的，有關「Anna 的字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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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穿著Prada的惡魔》已經盡可能描繪出助理工作的混亂與高壓，那麼有一件事情，是電影完全沒有拍出來，卻幾乎成為現實中每一位助理的「共同創傷」——Anna Wintour 的字跡。在 Podcast 中，這個話題一被提起，現場立刻有種帶點無奈又好笑的共識。Marley Marius 先開口：
「我想說的是，Anna 的字跡真的很像醫生在開處方簽。」
在《Vogue》的運作中，大量文件仍然需要經過 Anna 親自閱讀與批註。這些 note 通常寫在紙本上，貼在「The Book」或各種文件之間，再回到助理手中處，但前提是你要看得懂。
Marley Marius 形容，這幾乎變成一種集體任務：「整個辦公室會像一個小村莊一樣，大家一起想辦法解析她寫了什麼。」她說，「我以前還常常把照片傳給別人一起看。」Sammi Tapper 描述：「有時候你得先把它拍下來，然後花一點時間靜下來盯著看。」
「你會把它倒過來看，配合上下文，還會一直盯著每個字的筆畫。」
「you may never ask Miranda anything.」
甚至，這整個過程的核心目的，是為了避免一件事，「這一切都只是為了盡量不要直接去問她。」Marley Marius 甚至為自己設下限制：「我通常會規定自己一週只能問她一次。」
但也不是每個人都走這種路線，Sasha Taylor則採取更直接的策略：「我會直接問。我當時的想法是，根本沒有時間慢慢猜。」她分享，Anna 本人有時也看不懂自己寫了什麼：「有時候我會直接說：『我看不懂。』然後她就會說：『那你就先自己判斷（educated guess），看看合不合理…。』」也因此，助理們逐漸發展出一種工作心態：「那就先照自己的理解做做看，反正如果錯了，她一定會告訴你。」
Marley 回憶一個細節：「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有一次怎麼看都看不懂，結果那天晚上 10 點突然想通了，因為我整晚都在想那到底寫了什麼。」
「當你真的破解出來的那一刻，感覺超級爽，真的像破案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