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豪門保姆日記》曾說道：「人類學家之間流傳著一種信仰，你必須將自己融入不熟悉的世界，才能更加了解自己的世界。」

在台灣填鴨式的教育中，我們都期待有個標準答案，而《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劇則丟出了一個有關立場的問題，答案，則是要觀眾自己要去思索。這似乎使得問題回到了劇組人員身上，導演尤其是身兼重任，不禁讓人納悶的是：所以有答案嗎？

我們訪問了該劇的關鍵人物：導演林君陽，他剛結束了環島講座，當見面時，我們先向導演致歉，導演問：「為什麼？」我們說，對於要重提這部劇感覺會有點沈重，但導演輕鬆地回答道：「不會啊，有什麼好擔心的。」比起討論，導演給的更多是一種觀念的開示，如醍醐灌頂般，以下是我們的對話：

 

有關導演的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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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感謝導演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首先想問，
為什麼當初會走攝影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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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當初考上北藝大電影研究所，走的是實務路線，學校希望進來就是要拍片，就開始朝電影創作者走，攝影的起源大概就是從這兒開始。」

「開始的點是在，學校希望作品要有和外面同業競爭的水準，所以在創作過程中， 被賦予的標準有點高，我們自己的期待也很高，很難在那個氛圍下輕鬆拍片，大家就只能一直在寫劇本，談文字、談影像結構、談戲劇的邏輯概念。」

「但越學越多，就會希望自己有機會用影像來思考電影，就重新拿起了相機（因為攝影機還是有技術門檻），這時的態度就會去想拍一個空間，如果這裡有一場戲，會用怎麼樣的角度、光線才適合，跟一般人拿起相機不太一樣。」

「過了那段時間後，有八、九年的時間每天都在玩攝影，身旁很多人都在準備拍短片成未來的導演，就會來問我能否幫忙掌鏡，接下來就有一點以攝影為主，導演為輔的職業生涯。」

 

HR：很多報導都會用「心思細膩」
來形容導演你，
這部分是如何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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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實不會稱自己為心思細膩，畢竟如果我真覺得自己細膩的話，其實還有進步空間。」

「對我來說，很久以前在面對影像世界和電影敘事的時候，很多雖不覺得有用但很有趣的東西，像符號學、心理學，當你開始解構符徵（符號的象徵）、符指（符號的意義）這些很理論性的東西，你拿同樣邏輯去解構一部電影就會看很細，也許作者沒有那個意思但你會把它拆解成你的理解，找到很多造成最後結果的原因，我覺得這件事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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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做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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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前才剛殺青，當前《做工的人》仍在剪輯階段，似乎已被媒體冠上有著和《與惡》的相同期待感，接下攝影的導演說：「我自己也很好奇，那是一種沒有人做過或至少我沒有做過，它帶領我們來到了陌生的場景、接觸陌生的人群，在不同的人事物範圍底下。我們在這本書裡面感受到很大的驚訝是，作者真的跟裡面的人站在一起，他們離得非常近，這對不是那生活圈的我們來說是很新鮮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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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我們與惡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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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劇掀起了新的一個風潮，探討了人與社會的許多面向，君陽導演說：「我其實只是想透過這部劇來提問，因為現代人習慣還沒有問問題就去做結論，很多人會跳過好奇、原來如此那些段落，直接到殺人償命的階段，『就這麼簡單，不要再說其他的了』，但事實上，沒有這麼簡單。」

「李曉明在這裡面存在的意義就是一個最大的問號，它當然有借鏡鄭捷的某些樣貌，但這個問號沒有解答，也不太可能有解答，歷史上不斷發生無差別殺人案，你當然可以抽絲剝繭然後貼標籤，可這些都是外面人在猜的，但《與惡》就是要把標籤撕掉，才刻意放到一般人的家庭裡。」

 

「李曉明在一個極其平凡的家庭裡長大，極其平凡！那為何會醞釀出這樣子的『惡』，這件事是這部劇想講的事，它也有可能再度發生，那我們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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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現代人的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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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那要如何培養人們中間思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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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情既樂觀也悲觀，先講悲觀，大家都覺得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手機、網路快節奏的東西切碎了生活，以前還可以安靜看本書，學點比較扎實的知識，但現在一個東西超過幾百字可能就讀不下去。從前體驗過很好的東西逐漸消失，或是看到同齡人都往你覺得不好的方向變，這都會造成焦慮不安。」

 

HR：那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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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怎麼辦，這就要回到樂觀的部分，在新的時代，手機很多人都說不好，但它也開啟了很多好的，你要理解其優缺點，那缺點部分要自己去彌補。在網路和資訊隨手可得的世代，有很多弊病也會有好的事情，人就是這麼複雜，一邊墮落又一邊前進著。」

「舉例來說，網路上現在很多 APP 或是網紅，有些是做知識性服務，我就聽過有人花 30 分鐘講完馬奎斯《百年孤寂》，他很小心的在介紹這本書（不是評論），那這是好還是不好？」

「一個事情有兩面，我們一直在講說網路輿論可能是不好的，前幾天的演講結語時我說：『還是用那句名言老話，就是《雙城記》的開頭：『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HR：但是否現代人
更偏向娛樂性而非知識性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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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這是另外有趣的地方。前陣子有看過一本書叫《真確》，裡面講說，人很容易悲觀（這是天性），知識份子更容易，常會覺得世界快毀滅了，人其實要透過比別人優越這件事來獲得某種心靈改進，這是心理學上的某一種平衡，而當你認為自己是擁有知識，其實就會想去幫大家做出正確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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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書講的事情就是這樣，它開篇就做了一個（13 題的）問卷，你好像會覺得比較有知識的人或國際政要所做出來的答案就會比偏鄉的人正確，其實不然，作者就從這邊開始衍伸所謂真確這件事，裡面提出知識份子常會悲觀認為世界會毀滅我們要來救它的觀點，但.. 事實上真是如此嗎？」

「書裡面提到理性樂觀主義，這是作者建議面對世界的心態，因為人類會傾向於用恐懼的情緒來面對未知、嚴重的事物，從這些得到的結論就是『人啊，不要自己嚇自己』。」

 

HR：在這本書之前，
您也有這樣的情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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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它有讓我更了解這個世界是怎麼去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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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與惡》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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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是否這意味著
其實人的擔心都是多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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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過於擔心，如果真要做點什麼，我覺得就是『社會（歸屬）感』。」

 

「這個社會出了問題，不應只是你的事，也是我的事。」

 

「《與惡》多少碰到一些社會議題，在我們和廢死、律師、精神科聊的這過程有趣的是說，大家都有好多問題，每個人在面對自己職業或是面對這社會無能為力時，都會有好多問題。那… 怎麼辦？我拍完也一直在想怎麼辦，目前，這個時間點（2019 年 6 月底），我得到的結論是一個方法和一個態度，方法不是解決事情的方法，而是面對事情的邏輯，這個事情叫做『棘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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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把《與惡》裡面所碰觸到的都定義成『棘手問題』的話，那情緒上就不用這麼的慌張，因為它無解，既然無解，我們就不要期待會有簡單的答案，若帶著這樣子的心情，大家都同意這是必須花一輩子的時間要去嘗試的，在過程當中我相信我們會越來越好。」

 

「那所謂的『方法』是每一個人，無論政府、有能力、無能力的人，若都能去做點什麼，也許只是多點同理心，也許只是生活上一點改變、也許是教育下一代用更正確的態度去看待。這就是看了《與惡》後，人們多少去做點研究或是對習以為常的事物多點更正確的理解，透過我們的交談或是教育，或許就可以做出跟以往不一樣的事情。」

 

HR：我們在查《做工的人》時，
有人認為作者提出了問題，
但沒提出解決的方案，
是否大家都希望別人能夠給出答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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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很有趣，也許是某種台灣教育制度下的副產品，我們都太習慣標準答案，彷彿有答案的問題，我才敢問，但事實上，大家應該要接受說，當離開學校、離開考卷之後，世上真的沒有標準答案。」

 

「我不能說這是處理事情的方法，但這是一種面對事情的態度，要從根本的角度上改變。」

 

「《與惡》也是這樣，方法就是一個態度，不要這麼急著找到答案，通常太快找到的答案都不是正確的，人的思考很容易去找簡單的解答，這也是標籤的一環，我們認識這世界就是用簡化，貼上標籤後比較容易去面對這世界，但其實這世界真的很複雜，所以問題不是在貼標籤，而是這個標籤的寬容度能不能大一點。」

 

HR：導演剛經歷過一個環島講座，
會認為分享上述的觀念會很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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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之前很避諱（講）這件事，避諱的原因是，我不是社會工作者，我只是個導演，一個拍戲的，但因為《與惡》造成了某種現象，之前伊甸的主任才問我說你會不會覺得因為這部劇自己的社會責任感被壓榨出來，大概是這種感覺沒錯，因為《與惡》有講到現實真的問題，然後紅了，大家都想聊，都想問怎麼辦，想再體驗關於價值觀的翻轉，不同人事物的療癒感。可因為這是我拍出來的東西，我要對他負責嘛，回到蜘蛛人的老話（能力越大，責任越重），當大家都圍著你想要你說話的時候，若講出來是對大家好的，就想辦法對大家講講話嘛，所以我會很惶恐的一直在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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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實對歷史還蠻感興趣的，因為人類的世界是不斷在重複自己的過去，現在回去看曾經發生的事情好像歷歷在目，好像當下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HR：最後，
會想對未來想當導演的
新人給什麼建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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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這是我基本的人生態度，把事情做到我覺得當時可以做到最好的樣子，雖然回想會覺得有問題，可如果你把眼前的事情做到該有的樣子，每一件事都盡力，每個細節都顧到，這就會把你帶到該去的地方。」